22. 享有保障收入的权利

倘若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，多数人获得体面生计的唯一途径便是拥有一份工作，而社会中的人又远多于工作岗位，那么显然，许多人将不得不依赖某个有工作的人来维生。如今，这个国家约半数的女性、许多老年人以及所有的年轻人，都处于此等境地。只要他们继续如此，谈论他们的独立或平等权利，在某种程度上便是不切实际的。倘若他们只能从某个有工作的人那里，才能获得所需之物，那么那个工作者或养家糊口的人，便会觉得他有权对他们发号施令。并且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无论法律如何规定，他都是对的。他们除了听命于他，别无选择，因为他们已无处可去。

在我们的社会里，当我们谈论妇女或儿童的平等权利时，我们所谈论的，必然主要是中上层及富裕阶级。在那些阶层里，女性乃至年轻人，更有可能拥有一些自己的钱，或者他们更容易在现有的工作中谋得一席之地，或者他们能更容易地从其他有钱人那里获得帮助。而多数人，并没有这些选择。中下层及贫困的妇女儿童，将继续被禁锢于对某个工作者的依赖之中，除非他们能拥有某种属于自己的、可靠的收入来源。

因此，每个人选择独立的权利，倘若不是在一个给予每个人某种最低保障收入的社会里，便很难具有充分的意义。为何应支付此等收入，其数额应是多少，应如何筹措资金，实现它的心理与政治障碍何在，克服这些障碍的有效策略又可能是什么——所有这些问题，都值得用远超我在此所能给予的篇幅来探讨。我所提议的是，此等收入应得到保障，不仅给予所有成年人——无论男女、单身或已婚——也同样给予所有儿童，直至极年幼的年纪——只要孩子想要领取它。因为显而易见，离家的权利、旅行的权利、寻找其他监护人的权利、选择居所（倘若愿意，亦可独居）的权利，对多数年轻人而言，倘若他们无法获得生活所需的金钱，便不可能是积极或有意义的权利。一些人会反对，认为如此程度的财务独立，或许会削弱家庭的纽带。但国家不应利用贫穷的威胁，作为维系家庭或其他个人关系的粘合剂。

倘若一个孩子作为依赖者生活，由一位长辈监护人支付其食宿、衣物及其他必需品，那么孩子的收入中，是否应有一部分交给这位长辈，以分担这些开销？倘若是，又应是多少？倘若孩子是依据与他自己选择的次要监护人达成的双方协议而生活，他们或许早已对此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一致。倘若监护人并不富裕，他或许会对孩子说：「你若想来此居住，便须为自己的生活支付若干费用。」倘若监护人较为富有，他或许便不会如此要求。倘若孩子与监护人日后对协议的这一部分感到不满，他们可以再次商议。在紧要关头，监护人总可以说：「你若不愿支付那笔钱，我们便无力供养你，你也无法再住在此地。」不过，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愿共同生活的人们，似乎不太可能在这一点上闹翻。

但是，父母，即主要监护人，却不能对孩子说，要么付钱，要么走人。那么，他该如何从孩子的收入中，获得一个公平的份额呢？什么才算是公平的份额？这些事宜，是否应写入法律？出于一些如今或许已显而易见的原因，我宁愿不。或许，可以有一条统一的规定：倘若一个孩子与其主要监护人同住，其收入的某个百分比将直接支付给该监护人。倘若监护人与孩子之后想改变此等分配，他们可以自行协商解决。

有人或许会问，倘若一个家庭的每位成员都各自领取收入，各自填写税表并获得税收抵免，这是否会导致无休止的争论，关于这些钱该如何汇总或分享，以及每位成员应为家庭开支贡献多少？是否会像现在这样，每个人都将收入汇入家庭的资金池，将家庭视作一个单一的经济单位，会更好些？在我所提议的情境下，家庭确实可能会为钱而争吵。但我们今天用以避免此等危险的方式，似乎更为糟糕。说家庭是一个经济单位，其中每个人都将其全部收入贡献于家庭开支，这话听起来固然悦耳。但在实践中，这常常意味着，家庭的全部财产与收入，都属于（通常是男性的）一家之主，而家庭的其他成员，则必须为自己的个人需求，去讨价还价或苦苦哀求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早已面临着如何分配家庭资源的问题。不同之处在于，今天，家庭中的依赖成员，必须从一个弱势且不平等的地位出发，去讨价还价或哀求；除非他们工作，否则他们没有任何收入，也无权获得任何收入。倘若每个人都各自领取其保障收入，并自行纳税或领取税收抵免，那么家庭中关于金钱的纠纷，很可能会不增反减。但是，这类技术性问题，将必须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，它们不能、也无需在此处被决定。

最后一点应予指出。首先，正是贫穷的威胁与恐惧，将许多人禁锢于对他人的依赖之中。但是，任何一个国家，即便它为每个人都提供了保障收入，也无法克服贫穷或减少对贫穷的恐惧，除非它能不断地降低——或至少保持稳定——人们体面生活所需的最低收入水平。一个国家，如同一个社区一样，其生活品质的真正试金石，在于其中最贫困的人们，生活得如何。